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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譯文體 曾焯文(Chapman Chen) 著
2011年11月16日 21:46

余秋雨的譯文體
原文:點我

一.前言

自五四運動以來,中、港、台受了惡劣英譯中文本影響,流行不倫不類、佶屈贅牙的譯文體,近年共產妖文來侵,更見荒唐粗野,虐殺性靈,大陸散文家余秋雨便是其中典型代表。由於余秋雨近年名氣急升,有論者甚至把他與當代新詩暨散文祭酒余光中教授相提並論[1],影響後進不少,本文作者故不能不指出其文字值得商榷之處。余秋雨散文惡性西化之處極多,本文只從其《文化苦旅》中舉例說明抽象名詞後綴「性」、;被動標誌詞「被」;冠/量詞三方面的問題,及應如何化解。《文化苦旅》全書連序共238503個字,濫用「性」753次﹔濫用「被」71次﹔濫用冠詞112次之多。

二.關於余秋雨及其散文

余秋雨,大陸著名美學家。一九四六年生,浙江餘姚人。曾任上海大戲劇學院院長,現任上海寫作學會會長。上海市諮詢策劃專家、中國科技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兼職教授。著有戲劇理論書如 《戲劇理論史稿》、《戲劇審美心理學》、《中國戲劇文化史 》﹔文化散文集如《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一九八七年,獲頒「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榮譽稱號。一九九三年,獲「上海文學藝術大獎」。

《文化苦旅》在台北出版後,榮獲一九九二年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一九九二年度最具影響力的書;誠品書店一九九三年一月「誠品選書」﹔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更列為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指定閱讀書藉。

余秋雨除在中國大陸教書,為巴金主編的「收穫」雜誌長期寫稿之外,亦常到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講學,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六年底曾二度到台灣各地演講,甚受歡迎,報章雜誌甚至稱為「余秋雨現象」。

余秋雨的散文大抵慨嘆中國文化歷盡滄桑,借古諷今,發人深省。內容無疑豐富感人,惜文字每多惡性西化,而由於傳播甚廣,恐會鞏固現今已氾濫成災的譯文體。

三.何謂「譯文體」

據金聖華指出:

惡性歐化譯文體對現代中文的污染,已經到了氾濫成災,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譯文體是指一種目前流行於中、港、台三地的用語;一種不中不西、非驢非馬、似通非通、佶屈贅牙的表達方式;一種大家看來礙眼、聽來逆耳、說來拗口,卻又樂此不疲,以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自己前衛先進的流行文體」。(〈「活水」還是「泥淖」〉57)

總括來說,譯文體,正如余光中所云,是「英文沒有學好,中文卻學壞了」的文體 (《中文的常態與變態》,引自金聖華,〈「活水」還是「泥淖」〉60)。

四.中文惡性歐化的成因

中文惡性歐化的成因可以Even-Sohar的多元系統論解釋。 Even-Sohar指出翻譯文學佔中心地位時,譯文會盡量忠於原文的語言和結構,反之,則會盡量化原文語言結構為譯文化中人所熟悉者。

中文惡性歐化可追溯至清末民初。 由十九世紀中始,滿清政府屢屢喪權辱國,國土幾為西方列強瓜分,國人不禁對於自己文字文化失自信,轉而崇洋媚外。 結果民初五四運動前後,陳序經等人提出中國文學全盤西化 (劉述先2),其他知識份子亦紛紛藉著翻譯介紹西方思想和文學,其白話文翻譯和創作每多硬搬歐西語法,佶屈贅牙,即胡適及魯迅等名家亦不能免。陳雲說得好:「引入西詞,本可豐富國文,但由于中國近代積弱...... 國人或以為中文之表達能力遜於西文,於是模仿西文而變換中文,成其洋化中文,程式中文......助長西方之文化殖民。」(《中文解毒》61)。四九年中共建國,而如陶傑所言,此農民政權是「帶頭摧毀中國語文的大老粗(《颱風合島的約會》232)。 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更視知識份子為臭老九。 套用陶傑語,「經歷了說謊話及空話及廢話的半世紀,語言失去了精煉」(〈沖稀了的語言〉)。陳雲亦云:「中共建政之後,強制推行馬列主義的思想教育,背誦馬列經典的惡劣中文譯本和考試答案,引致德國式和俄國式的大陸中文。大陸走資之後,狂熱學英文,再受英式中文影響,西而不化,於是大陸的惡性洋化中文,三毒俱全。」(《中文起義》225)

五.理論

本文所用理論都是翻譯名宿,如高克毅、思果、余光中、金聖華、黃國彬、馬悅然、孫述宇、何偉傑,對於惡性西化譯文體的見解。以下將詳細余秋雨散文如何濫用「性」、「被」、冠詞。

六.人人都是「性」博士?

香港有位性博士吳敏倫醫生,對於性教育以及性學研究貢獻良多。現在的中國人,大部份不是性博士,寫起中文來卻滿紙都是「性」。原來不少差劣中譯文將英文的抽象名詞一律譯成「XX性」,與英文抽象名詞綴 (如 –ty) 對應,又或濫用「性」做形容詞的標誌,國人,尤其是大陸作家,受了影響,乃一味亂「性」,爭做「性」博士。許多清醒的翻譯論家都指出過其弊病。

金聖華道:「要規範中文,使之科學化的傾向,似乎愈來愈變本加厲了。中文裡不加些『值』、『度』、『性』、『元』等詞綴,好像就不合時宜了」(〈「活水」還是「泥淖」〉60)。

思果道:

「性」是個極可怕的字。「積級性」、「消極性」、「高尚性」等,全不是中國話。中國人很不喜歡用「性」字,英國的 –ty,ity,-ness 倒是無往而不宜的......這種用法是由英文的 -ty,(-ity,-ety)-ness這些字尾構成的名詞譯過來的(《翻譯研究》166)。

何偉傑亦云:

抽象名詞的氾濫是當今英語一弊病,其語意含混、晦澀,往往只是詞藻的搬弄……可嘆的是,不少苟且的譯人、躲懶的作者,照搬英語的詞法句法,不去尋覓符合漢語的傳統習慣而與相關的英語基本等值的表達手段,使含後綴「性」的漢語詞語成了英語的壞的成份的文風的直接反映……到今天,幾乎隨便什麼名詞、動詞,都可以加上一個「性」的尾巴,就堂而皇之地使用 (《譯學新論》198 )

黃國杉也謂:

機械的譯法,是把英文某些詞綴 (如-ness, - ity, -itze) 囫圇吞棗,一概譯成什麼性、什麼化、什麼度。「挑戰性」、「難度」、「知名度」、「可讀性」一類名詞之不可讀,思果和余光中兩位作家兼翻譯早已指出……許多「XX化」、「XX度」、「XX性」,其實最沒有「挑戰性」,只能迎合懶惰或缺乏想像力的心靈。這些詞語似乎極具「科學性」,其實只有「機械性」……和鮮活芬芳的中文比較,會顯得僵硬呆板。 (《翻譯途徑》19-21)

以下將「性」分為名詞綴及形容詞綴來談。

1.「性」作為名詞綴

如果抽象名詞在「XX的」之後,由形容詞或狀態動詞 [stative verb] 和「性」組成,通常應去前面之「的」、去詞中之「性」,並在形容詞前面加上疑問代詞「如何」,形成名詞從句﹔又或在形容詞後以「之處」代替「性」。例如:「他就把一個洞庭湖的複雜性、神秘性、難解性,寫出來了。」(《文化苦旅》85 ) 宜改為「他就把洞庭湖如何複雜、神秘、難解寫出來了」或「他就把洞庭湖複雜、神秘、難解之處寫出來了。」又如「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2]。」(《文化苦旅》239 ) 宜改為「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如何重要」或「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重要之處。」

有時須以清楚說明的性質代替「性」。例如文學性可以是文學價值或文學技巧。又如以下的「可選擇性」中之「性」是指餘地:

世間的種種定位畢竟都還有一些可選擇的餘地,也許,正是對這種可選擇性的承認與否和容忍的幅度,最終決定著一個人的心理年齡。 (《文化苦旅》6 )

如果抽象名詞由副詞加性組成,則應還原為副詞,然後移放句中適當位置。例如:「人類精神成果的大量耗散和自滅帶有一定的必然性。」(《文化苦旅》513 ) 宜改為「人類精神成果幾乎必然大量耗散,自我毀滅。」案: 這裡的「一定」是「多多少少」或「幾乎」之意。

2.「性」作為形容詞綴

「性」作為形容詞綴在絕大部份情況都無必要,且易產生誤會。例如:「漢代,一次儺祭是牽動朝廷上下的全民性活動。」(《文化苦旅》108 ) 令人以為儺祭是全民的性活動;「友情……的實質性含義卻讓人不敢靠近」(《霜冷長河》70 )令人以為友情的性含義令人不敢靠近;「今後他們將成為終身性的朋友。」(《文化苦旅》343 ) 令人誤以為他們將成終身「性伴侶」;「上海人對子女的教育上也隱隱埋伏著一種國際性的文化要求」 (《文化苦旅》252 ) 令人誤以為上海人對子女的教育隱伏國際對性文化的要求。

以上例子只須刪去「性」字就可。但有些情況須以另一形容詞代替有「性」形容詞。例如

這次運動會的後果是災難性的。(《文化苦旅》356 )

此處的「災難性」宜改為「極其嚴重」;或去其性,再於「災難」這名詞前面加上及物動詞「造成」而化整句為「這次運動造成很大災難」。

香港人,受了大陸惡「性」西化影響,也有同樣毛病。例如人民入境事務處簽發「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積金局推出「強制性公積金」,其中的「性」都是多餘,恰似甚麼「永久性地灌溉了中華民族」(《文化苦旅》60 )。

另一方面,「性」也不是完全不可用,但由此構成的詞語大抵不可超過兩個字,否則就不自然。 正面例子如下:「再強悍的文化個性也在前後牽連的網絡中層之薰減……生命的發射多多少少屈從於群體惰性的薰染」(《文化苦旅》390)。

七.「被」

清通中文裏的「被」用得不多。余光中曾道:「英語多被動語氣,最難化入中文。中文西化,最觸目最刺耳的現象,就是這被動語氣」(146) 。其他翻譯權威,包括金聖華 (〈活水還是泥淖?〉58)、馬悅然(61)、思果 (《翻譯研究》 102-103)、孫述宇和金聖華 (88—83)、高克毅 (見金聖華,〈冬園裏的五月光——高克毅先生訪談錄〉52) 都提過中文里濫用「被」字弊病。解決被動句的方法包括化被動為主動、略去「被」字、以功用相類字替代等。

1.「被」的用途

清通中文用「被」大抵限於不幸之事。其中,若沒有說明經手者,則大抵限於雙音節詞,如「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殺的準備」(《文化苦旅》6)。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不一定要用「被」,例如「被打」改為「挨打」就更加地道,稍後會詳談這點。

另一方面,用「被」時若列明施加惡行的人/物,則字數限制可以寬鬆處理。 例如:「剛直的靈魂被華麗的重擔漸漸壓彎」(《文化苦旅》390)。

2.化被動句為主動句

普遍而言,在中文裡,主動句較被動句自然,原句沒有行動者時便按上文下理加上 (對照孫述宇和金聖華89)。例如:

罪行最嚴重的是一個漂亮熱情、善於交際的女學生,她在下農場前的一次同學聚會中,被幾個男同學戲稱為「外交部長」。 (《文化苦旅》320 )

宜改為

罪行最嚴重的是一個漂亮熱情、善於交際的女學生,在下農場前的一次同學聚會中,幾個男同學戲稱為「外交部長」。

又如:

有一位女作家曾到那裏去過......我問能不能坐飛機去,被告知:「坐飛機也得好多小時......」 (《文化苦旅》511 )

宜改為

有一位女作家去過那裏......我問能不能坐飛機去,她告訴我:「......」

3.以受詞為中文主詞

中文的被動句子不少可以英文觀念的受詞為主詞,而不一定要用「被」字 (對照孫述宇和金聖華89;余光中146)。例如:「小出版社......半年後來信說部份稿件在『審閱』過程中被丟失要我補寫」(《文化苦旅》512 ) 宜改為「小出版社......半年後來信說部份稿件在『審閱』過程中丟失,要我補寫」。又如:「天一閣進呈珍貴古籍五百餘種,其中九十六種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文化苦旅》197 ) 宜改為「天一閣進呈珍貴古籍五百餘種,其中九十六種收錄在《四庫全書》中」。

4.與「被」字功用相類的字

除了被之外,尚有「經」、「為」、「受」、「遭」、「挨」、「給」、「教」、「讓」、「任」、「得」、「見」、「當」、「獲」、「應」等字可以表示被動,不必處處用「被」[3](余光中146;孫述宇和金聖華92)。 其中「遭」、「挨」、「見」限於不幸之事﹔「當」、「獲」、「應」大抵限於好事﹔「經」、「為」、「受」「給」、「教」、「讓」、「得」則可「一腳踏兩船」。例如:「寺內壽一曾被任命為日本華北方面軍師令官」(《文化苦旅》497) 宜改為「寺內壽一曾獲任命為......」。而獲選、獲得任命通常都是好事,絕不可用「被」、「挨」、「遭」等不祥被動標誌詞。

八.冠/量詞「一種」「一個」「一項」

中文裏的冠/量詞,大多可省略。誠如思果所云:

「一種」是可怕的......英文裡許多場合中一個名詞前面,少不得加冠詞,非 the 即 a。但中文用不著這個撈什子冠詞......

「一個」是譯文裡的蒼蟲,許多隻一齊飛來騷擾讀者(《翻譯研究》157-158)。

然而余秋雨的散文卻滿紙皆是無謂的冠詞。例如,以下的段落,刪去了多餘的冠詞 (黑體字) 後,就會簡潔得多。

連篇累牘的書籍文明的隱顯有無本身就是一個讓人十分困惑的現象……這個奇特的作品傳達出一種難以言表的文化怪誕感,曾使我深深震動。當然話又說回來,歷代總有不少熱心的文化人企圖建立一種比較健全的社會文化運行機制以求在偶然性和怪誕感中滲入較多明智的選擇,儘管至今這還是一種很難完全實現的願望。

既然如此,我這些零篇散章的出版也仍然是一種僥倖。(《文化苦旅》514 )

中文裡的量詞冠詞雖然大多因可以上文下理推斷出而應免去,但遇著需要強調或計清數目時,還是要用。 例如:「敝校只有一個英文教師的空位(《文化苦旅》338)」;又如「三十多年前,一位每天到這兒吃麵的演員突然遭冤被捕」(《文化苦旅》269)。

九.結論

總之,余秋雨的遊記散文以富有感情的筆觸,藉著介紹各地風土民情,點出中國文化可敬可嘆之處,內容頗為可觀,惜文字惡性西化,為典型之譯文體,讀者可欣賞其思想,卻不宜學習其語法。好的現代白話文典範應為張愛玲、白先勇、余光中等人之作品,張白皆事師絕佳古典白話文學《紅樓夢》,而極少受五四惡劣譯文體影響。 例如,據陶傑指出,張愛玲的文字沒有半點膽固醇。 張愛玲說:「做成的蛋糕遠不及製造中的蛋糕,蛋糕的精華全在烘焙時期的焦香」。 這句話,落在類似余秋雨的大陸作家手中,定會變成「一個已經〔被〕做好了的蛋糕,是遠遠地及不上另一個仍然在〔被〕製造中的蛋糕的。 一個蛋糕的〔吸引性〕和精華〔性〕全部集中在它的烘焙的時期的焦香的味道的中間。」(見陶傑〈沖稀了的語言〉)。

參考書目

何偉傑。《譯學新論》。台北:書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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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山居筆記》 台北:爾雅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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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聖華。〈冬園裏的五月光——高克毅先生訪談錄〉。《明報月刊》5(2000):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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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果。《翻譯研究》。台北:大地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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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述宇及金聖華。《英譯中——英漢翻譯概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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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沖稀了的語言〉。 《明報》 2001年11月25日。

陶傑。〈為環保,用公交〉。《颱風和島的約會》。香港:皇冠叢書,2001。230-232。

陶傑。〈說好中國話〉。《明報》2000年7月11日。

黃國彬。〈兵分六路擒仙音——《神曲》長句的翻譯〉。金聖華,《翻譯學術會議——外文中譯研究與探討》:11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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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維樑。《清通與多姿》。香港: 香港文化,1981。

葉子南。《英漢翻譯理論與實踐》。台北:書林,2000。

劉述先。〈從典範轉移的角度看當代中國哲學思想之變局〉。《哲思雜誌》1.1 (1998): 1-6。

Even-Zohar, Itamar.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1 (1990).

[1]葉子南把余秋雨與余光中相提並論,謂由於中國人整天說西化漢語,少看余光中和余秋雨等人的中國文學作品 (例如《文化苦旅》),中國文化的核心 (漢語) 正面臨嚴竣考驗 (45),可是,《文化苦旅》本身就充滿惡性西化漢語,是不折不扣的譯文體,未及余光中文字清通而多姿。案「清通與多姿」語出黃維樑《清通與多姿》,「清通」意指語法要通順簡潔,「多姿」意指修辭須優美多姿。其書亦以余光中作品為清通與多姿的典範。

[2]「重要性」有時也可以「地位」替代。

[3]與「被」相連的行動通常皆非好事,例如「被殺」、「被捕」、「被迫」、「被毀」,又中文即使用被動語氣,很多時候也要加上行動者方才自然,例如:「給人發現」。

曾焯文 (2004). “Jyu Caujyu dik Jikman Tai 余秋雨的「譯文體」[Yu Qiuyu’s ‘Translational Style’].” Hong Kong Linguist (refereed) 23-24: 81-86. 陳雲引言為近期所加。